“家世”这二字，说来一定触到许多读书人的酸痛处。当陆谷孙先生幼时和姐姐表哥在园子里表演大仲马的《三剑客》、雨果的《悲惨世界》，“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蹦跶折腾出一额头的痱子”时，其他许多孩子大概在小池塘里挖挖泥巴玩玩蝌蚪，或许大字也不识几个；当叶扬先生遵循老叶家home-schooling的传统跟随父亲叶葱奇读四书五经、跟随母亲（郑文渊，郑孝胥的千金）大哥（叶治，笔名主万）学英文时，很多孩子想读书却不得其门而入，只能央着没读过书的父母去书店里随便买些什么书来解馋。

　　好玩的严锋老师有个著名的自学成才而又博学淹通的父亲辛丰年，辛丰年曾经牵着严锋的手去田野里散步讲鲁迅文章，他六十三岁的年龄还自学弹钢琴，有这么痴狂的父亲，那么严锋老师迷吉他、迷天文望远镜、迷电子游戏、迷人文科学，迷得死去活来，又有什么奇怪呢？

　　除此之外，还有娜斯、孟晖姐妹，是李陀和张暖忻的千金，一个写西洋电影、一个写中国古代名物，也都是把玩文字的高手。

　　看过《人间世》的，多少都会有自惭形秽之感，学问可以靠自己努力，家世却是学不来的。好比才女心里对美女多少会有些芥蒂，寒门子弟一定会觉得自己永远比人晚了一步。于是豆瓣上“野草书蠹”小组应运而生，题记里说：我们是自己找书看长大的孩子/我们没有父辈留下的书房和满柜子的书/我们凭着自己的感觉寻找书里的世界。

　　其实足以让草根读书人释怀的，就是有一天当你的孩子爬上你多年积累堆得满满的书架，找到一本绝版好书，读得津津有味；或者等他考试得了好成绩时，奖励他一套你收藏多年的莎士比亚；最安慰的结果莫过于当他从沾着薄灰的旧书堆里翻出一本书页泛黄的《人间世》，读完不再有遗憾？

　　■盛韵

　　彼岸，大儒的1949

　　《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以1949年为切入点，描述了胡适、傅斯年、林语堂、钱穆、方东美等九位硕儒离开大陆后在台湾定居的悲喜生活历程。

　　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点，国民党溃逃台湾，不仅带走了大批贵重文物和黄金珠宝，而且裹挟了一批深负名望的知识精英，其中一些就是钻研国学的人士。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在全国确立，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被扣上封建主义的帽子，此后几十年内，国学研究活动在大陆一直处于“失语”状态。

　　而在1949年前后离开大陆的那批人有的直接去了中国台湾，有的去了中国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辗转去了中国台湾。他们大多经历荣辱悲欢、沧海桑田，但基本上保持了自己对国学的研究兴趣，“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国学，卓有建树。

　　他们在政治上都或多或少倾向于国民党政府，承认它的正统地位，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蒋介石戡乱治国出谋划策。面对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信仰缺失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他们怀抱“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使风俗淳”的救世理想，却把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上，活脱脱一个中世纪托着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

　　由于海峡两岸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尽管他们博通今古、学贯中西，然而在大陆却鲜为人知。人生转瞬，百年容易。书中所写的大多人物已随风而逝，返回天堂了，幸存的虽已入暮年，但仍求知不倦，在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无论逝者还是生者，他们的思想光芒透过俗世层层的喧嚣与浮躁的云雾照耀大地，引导着我们怎样对待我们的传统，怎样对待今天的“国学热”。 

　　■袁零

　　科学精神的趣味追逐

　　今年10月将是世界最大航空航天机构——美国宇航局（NASA）诞生50周年，书市上悄然出现了一本名叫《别闹了，美国宇航局》的书。该书用“寓褒于贬”的方式，第一次为美国宇航局这一著名太空探索机构著书立传。从做书的角度讲，这完全是一个市场创意。这个角度在中科院院士、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的序言里表现为“趣味及科学精神”。在欧阳先生的序言里，这位老科学家很有创意地提出“科普文章若是把'科学精神'的传播优先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也许会有一个美妙的收获”。他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不断进步的源泉”“单纯传播的科学知识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认为科普工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认识在中国科普探索中不可不谓真知灼见。

　　讲述科学机构的历史，归根结底其实是讲人的故事，这就是“科学人文”。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科普媒体纷纷宣称自己是“科学人文”类媒体的主因。大家都把“讲故事”放到了首位，而不是把传播“科学知识”放在首位。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科普视野就完全打开了。

　　当然，讲故事也许很多人都会，但如何讲得有趣，如何让人过目不忘，这需要智慧。作者龚钴尔似乎有所领悟。本着对“趣味”的追逐，这本书充满了幽默风趣的语言，作者营造了很密集的兴奋点，让人读后难以忘怀。

　　《别闹了，美国宇航局》在叙述手法上还很新颖。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作者用司马迁《史记》式的“互现”手法，即在相对集中的基础上，将同一人的不同事迹，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放在书中不同章节予以呈现，从而让读者更全面、多角度地了解了人类太空探索史，也加强了各章节之间的联系，真正做到了分散而不凌乱，分割而有情理。在对冯布·劳恩和科罗廖夫两位航天科学家的描述中，作者还适当地制造了悬念，宛若电影中经过层层铺垫之后到来的高潮，读后令人畅快淋漓，彻底了然。■董晓峰

编辑：阳光普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