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馆内那些“村长”“保姆”们

    ６月２８日，可能因为听到陌生人的声音，８个月大的女孩突然停止了对母亲乳汁的吮吸，将小脑瓜转向记者。母亲杨薛刚刚在临时浴室中洗完澡，长发还不时滴着水。

    杨薛的家在伤亡最重的北川县城。“地震第二天我就来过这里。可那时太挤、太乱、太脏了。” 为了孩子安全，她转而去投奔亲戚。６月２日，她又返回这里。“那时有秩序了，吃的、奶粉、尿不湿都有。我和娃子还被安排住进母婴室。”

    从混乱无序到井井有条，带来这些变化的，是５月１３日紧急派往九洲体育馆的３００多名机关干部和随后到来的数千名志愿者。他们被受灾群众亲切地称为“临时村长”“临时社长”和“临时保姆”。

    “几万人突然挤在一起，开始的时候特别混乱。粪便到处都是，哭声一片。”大地震第二天，４２岁的山西股民王建红就卖掉手中所有股票，自购２０００元的药品，携妻挤上开往成都的列车，来到九洲体育馆当志愿者。

    在王建红看来，让受灾群众最难忍受的除了饥寒、臭气和孤独，还有无边无际的恐惧和担忧。入夜，一双双悲伤难眠的泪眼，无神地望着天空。整座体育馆像一叶扁舟，在风雨和余震中飘摇，空荡荡的心中只剩下愁和苦。

    “突然聚集的人群出现了短暂的管理真空。”王晓刚坦言，“但５月月１３日绵阳市紧急派到九洲体育馆的数百名干部很快稳住了阵脚。”

    干部们将相当于１８个足球场大小的九洲体育馆，迅速划分为４４个社区，每个社区由一个市直部门分工，一个部门管七八百人，有的甚至上千人。各部门干部２４小时轮班当“社长”“村长”，责任区内受灾群众的吃喝拉撒睡什么都管。

    大灾之下，失去了电视、网络等现代信息渠道，人们越发渴望及时了解党和政府的救灾进度。绵阳市委宣传部迅速在体育馆架起广播站。这期间，没有一天停播。

    电视来了！躺在体育馆的王洪芬开始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使劲睁开眼看，是真的，电视上温总理在沙哑地说话。他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

    那种久违的温暖是如此真切。王洪芬哭了。她说这辈子都没觉得电视这么可爱，像风雨过后见到了彩虹。她觉得总理说话的节奏，就像自己心跳的节奏。

    随着中央领导到来的消息传出，像王建红一样的志愿者很快从全国各地汇聚九洲体育馆，为灾民提供从物资装卸、发放到消毒防疫的各种志愿服务。“他们帮了政府和干部的大忙！”王晓刚真诚地说。

    尽管处于当地共青团的统一管理下，这些志愿者仍然“帮派林立”：这里有以因特网为主要媒介的“希望九洲”心理团队志愿者，有乘坐一辆列车来的“K88”小分队，还有收编大部分“无帮派”人士的“完美春天”志愿队。

    ５月１９日是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这场集体默哀勾起了九洲体育馆数万灾民的悲情。１４时２８分到来时，嘈杂的体育馆一下子寂静下来。３分钟哀毕时，体育馆顿时传来一片哭声。

    “什么都能垮，就是精神不能垮。”在体育馆值勤的绵阳民警李奎说。

编辑：小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