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九洲体育馆！

    当６月２８日记者再次来到九洲体育馆时，这里只剩下不足１５００名受灾群众。已适应喧闹的志愿者王建红，似乎有点不习惯此刻的安静。“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我要做最后一名志愿者！”

    ５０天来，自称“江湖性格”的他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这里的顶头上司——工会的贾副主席；消毒点上来自东北、广西的志愿者小兄弟；还有已熟识的灾民们。

    当年过半百的灾民何大妈情真意切地对他说“有了你们，九洲就是我们的宾馆”时，这个山西汉子哭了。

    尽管到绵阳后，因为劳累他双腿一直红肿，从不生病的妻子中了暑，但夫妻俩都认为“来得值”。“这是我们一辈子干得最好的事儿。”说这话时，王建红激动地扬了扬手。

    其实，王建红不舍的是一种大灾有大爱的情感。他知道：人们终究要离开这里重建家园。

    撤离和分流是从５月１９日开始的。“到那一天，九洲体育馆已接纳避难群众近５万人，达到了极限，几乎无法管理，必须果断采取转移安置措施！”王晓刚说，更严重的是，周边受灾县市还一直有人源源不断地涌入，这样根本不可持续。

    ５月１９日晚１１时，北川县驻九洲体育馆负责人、县纪委书记文刚开始传达撤离指令。

    ５月２４日，九洲体育馆一天内就撤走６０辆大巴的受灾群众，大约有３２００人。

    王晓刚说，受灾群众撤离体育馆是有组织的。比如返乡的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安置点；二是按规定给予返乡补助，发放彩条布等救灾物资。三是自愿原则。开始走的大都是有生产自救能力的青壮年。

    一家企业赞助的绵阳市高新区永久安置点投入使用后，十几辆公交车列队把九洲体育馆的受灾群众送过去。

    被转移过来的北川人王清艳，尽管感觉条件比体育馆那边好多了，却坐卧不安：她牵挂着还在九洲体育馆做志愿者的儿子。在这场大地震中，丈夫失踪，女儿受伤，她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天色渐晚，她执意要到安置点路口等候儿子归来。

    ６月２９日下午，满载最后一批受灾群众的车辆徐徐驶出九洲体育馆，驰向安县安置点。回首这座５０天来承载他们悲欢离合的避难所，许多人再次潸然泪下。

    撤离不仅仅是结束，更是一种开始。历经大地震洗礼后，还有什么能挡住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脚步呢？

    别了，九洲体育馆！作为汶川大地震的见证者，历史将铭记你的名字。

编辑：小非